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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先生？”

列车员已经默认这位怪异的旅客是个哑巴，突然听到他开口讲话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幸而多年来的习惯迅速启动：“有什么能帮助你吗，先生？”

对方笑了笑，似乎看出了列车员的不自在。笑容很适合彼得，就像在漆黑的房间里擦亮一根火柴，人们的视线会不由自主被吸引过去：“下一班车什么时候来？”

彼得说的是法语，声音很轻，仿佛讲错一个词就会触发雪崩。这个问题列车员不需要查班次表就能回答：“七点三十五，先生，从里昂来的火车。”

“不，另一个方向的火车。”

那就应该是从布达佩斯出发的慢车了，也是今天最后一班从铁幕另一边过来的火车，因为过关手续繁琐，这些班次经常延误，苏联守军莫名其妙把火车扣下两小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。“只剩下从布达佩斯来的慢车了，先生，排在九点四十五，但您也知道匈牙利边境是怎样的，在我看来，十一点前能到就不错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不客气，先生。”

彼得没再说话，也没有挪动，在昏暗的光线里，他就像铸在长椅上的黑铁雕像。从山那边悄然滚落的乌云已经吞噬了太阳，雪即将落下。列车员躲到开着暖气的办公室去了，锁上门，掀起小窗上的布帘，打量月台上孤零零的旅客，完全忘了办公室里的灯光是会把自己的影子投到布帘上的。不过长椅上的人似乎没发现，头靠在身后的柱子上，交抱手臂，闭着眼睛。他等的可不是火车，这是列车员唯一能确定的事。

办公室的收音机没开，因此他们谁都没有听见659公里之外一堵墙倒下的声音。这是1989年11月9日，愤怒的锤子击碎砖块，机枪沉默了，歌声响起，狂喜的人群爬上柏林墙，俯身把其他人也拉上来，所有人都笑着，也在哭泣，他们背后就是被灯光照亮的勃兰登堡门。所有镜头都对准了这一刻：一个新世界降生，彼得的旧世界敲响丧钟。

雪终于落下来了。

——

彼得对雪最早的记忆只到1955年。那一年他三岁。非常巧合地，这记忆刚好也和火车汽笛有关。父亲抱着他，大衣的毛皮领子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