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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直，握着拳头，仿佛在等菲利克宣读罪名。菲利克大步走开了，冷得发抖，不得不扣上制服最顶端的纽扣。瓦西里在背后叫了几次他的名字。年轻的军官没有回头，年长的那个也没有追上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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菲利克一整晚没睡，陷在客厅的沙发里，看着窗外呆板的夜空。将近凌晨四点才回到房间里，动作迟钝地脱掉制服，换上更适合铁幕另一边的衣服。就像小时候那样，电话先响起，然后才是敲门声。特勤处的人等在门外，但这次不是来接父亲的。

科里亚叔叔在后排座位上，菲利克怀疑他是个永远不需要睡觉的蜡像。他交给菲利克一个文件夹，请他在到达机场之前看完。里面是一份详细的档案，列出了一个陌生人的轨迹：石油勘探员和音乐教师的独子，新西伯利亚某间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中学，少先队银勋章获得者，最后跳到莫斯科，变成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生，再到苏联驻巴黎大使馆。

“背下来，一个细节都不要漏掉。”老猫头鹰指示，“这就是你。要是美国人调查你，他们会看到的档案就是这份。”

菲利克翻回第一页，这份假档案做得很仔细，纸都是旧的，带着折痕和污渍，边角发黄。他的照片贴得有些歪斜，脸上有回形针留下的凹痕。表格头几行是个人信息，出生地，出生年月，入党日期，当然还有名字。

彼得·奥辛，菲利克默念了两遍。从今天开始，这就是他的名字了。

第18章

后来，那些坐在办公桌和会议桌旁边的人心满意足地感叹，菲利克·奥尔洛夫同志不辱使命，无愧于党的栽培，两位奥尔洛夫同志都是这样，父亲和儿子，是共和国的长枪，也有人说共和国的盾牌，坐办公桌的人时常这样逻辑混乱，彼得已经习惯了。

彼得喜欢他的新名字，这是一道壕沟，把他和菲利克隔开来，这样后者就不会沾上一滴血了。“菲利克”可以安全地待在亚森捏沃的集体住宅里，停留在六岁，抱着妈妈的琴谱窝在窗边。彼得后来经常和别人讲的一个谎言是：他本来是要成为钢琴家的。重复了几次之后，他自己也差不多相信这个说法了，尽管他连五线谱都不会读。

巴黎为彼得保留了两个令人不快的“惊喜”。第一个就是维克托·普里亚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