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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这些老家伙们大约是京里待腻歪了，撺掇着我带他们出京去逛逛呢。”那些奏疏中满篇都是歌功颂德，沈徽一边看一边揶揄。

关于封禅祭天，太史公曾说过，需满足天下太平，民生安康这两个条件方可以向天报功。如今沈徽治下的大胤确也符合这两点，容与因问，“皇上难道不想出京走走？沿路还可以看看直隶和山东的民生民情。”

“也罢了，万事都得有个开头，回头等我效仿杨广下江南，看他们还说不说我是明君。”沈徽满脸狭促，“左不过有你陪着，去看看也无妨。”

其后他与众臣商议的结果，将出京的日期定于十一月初，沈徽离京期间，自然该由太子坐镇京师，掌监国之责。

皇帝出巡是头等大事，容与且忙碌了一阵子，等到前头诸事处理妥当，便只待吉日一到就可启程。谁知一切都来得十分突然——却是司礼监接到两封来自都察院御史的弹章。内容皆是指向詹事府两名新任府丞，行私舞弊贿赂长官，年资尚浅便被超擢提拔，确是有违常理。

事涉詹府，那么也就等同于事涉东宫，太子原本要留下监国，这下反倒成了众矢之的。当然朝中亦有人为他奔走呼吁，屡屡上奏，言太子年幼，不可求全责备。然而年轻的储君，到底还落下个御下不严的罪过，连名誉也被这桩事连累。

这厢詹府的人出了岔子，沈宇自然只能避讳，不参与、不过问任何审案事宜，安分守己待在东宫之余，亦免不了接连上表恳切请罪。

事发的时点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牵扯到即将监国的储君，不消沈徽吩咐，容与也自发避忌参与此案，愈发连审理结果都不过问一句。

那厢沈徽整肃詹府上下，连同太子太傅等人都受了牵连，但对太子却只是轻描淡地斥责过，便命其在报本宫中静心读书，等闲不必出来行走。

沈宇在东宫思过，朝臣们见不到储君，于是渐渐有声音传出，说此案多半是提督太监授意为之，又有人将从前道听途说的故事加上自己的想象，添油加醋构建了一番，猜测着会一场大戏，恐怕不日就要在储君和天子近臣之间展开。

这日容与方从司礼监衙门回来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