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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个开发区。

笔记本的那一页中，除了那幅传神的画像，还夹了几张泛黄的旧照片，用透明胶条贴在纸页间，时间太久了，一碰就往下掉。

它们有的是画面模糊的生活照，还有时代特色浓郁的照相馆作品——都是荷兰风车的背景布，夸张的打光，上面的少女笑容有些僵硬，像是曝光时间过长的摆拍。

照片一共六张。

老照片这东西，说来很奇怪，所有的相纸放上几十年，都是一样的褪色、一样的泛黄，如果照片上的人幸福美满，那泛黄的旧迹就显得回味悠长、岁月静好，但如果照片上的人后来遭到不测，旁人再回顾他当时的音容，却总能从中看出些许诡异阴沉的气息，好像主人的怨愤与不甘都附着在了静态的图片上，冥冥之中昭示着什么似的。

“是杨老吗？”郎乔问，“他怎么会管开发区的事？”

“当时市局有个政策，不满三十五周岁的都得下基层锻炼——要么是去派出所，要么是到当时几个县里，我师父他们去的就是莲花山，在那待了半年多。”骆闻舟小心地捏起照片的边缘，重新夹回笔记本里，“刚去没多久，就遇上了那起案子——你可能都没听说过，那会我还是学龄前呢。”

“刚开始有个男人来报案，说孩子丢了。”陶然翻了翻笔记本，除了照片和画像以外，笔记本上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纯手写的，老刑警的字相当漂亮，清秀又有力，有形有体，照片前面的一页上写着“郭恒”两个字，名字下面画了三行重点线，“对，报案人就是这个郭恒，丢的是他十一岁的女儿，小名叫‘菲菲’。”

骆闻舟听到这里，放在一本厚教材上的手一顿，纳闷地抬头去看陶然：“你都喝成这样了，还记得那女孩叫什么？”

陶然低头避开他的视线：“听老头念叨多少年了，来龙去脉我都能背下来。”

常宁平时工作忙，看电视的时间都少，难得近距离地听刑警队的人讲故事，不由得好奇地追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那时候家长带孩子普遍不像现在这么走心，十一二岁的，已经属于大孩子了，平时上学或者去同学家玩，一般都是跟家长说一声就跑了，大人也不会一天到晚围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