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6．巢-110．理念 (第8/11页)

，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就被注意到了，当时就开始组织了一个很不错的团队研究遗传学说的有效率地应用，一直到科学界又一次走在了神秘学界的前方，阐发基因学说发现dna。我想，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怀念我，可能因为那是德鲁伊议会第一次出现一个特别能战斗的组织，极大地维护了我们的理念。而且，因为我的治疗技术，只要不死，能够将受伤的人送到上海或者送到我能赶得及去的地方，一般都不会死。而且，我策划的打击狼人，打击摩门教徒等等行动都很成功。后来银色果实在苏黎世甚至和宗教裁判所干了一架，把教廷打得很惨。而一些非战斗任务，比如东南亚雨林研究，环澳大利亚生物圈研究，两极研究，还有保护一些濒危动物的行动，都算得上是水平很高的。当时的记录，虽然因为科技发展水平和研究视点的不同，可能现在看起来有些古怪，但如果现在公布了，还是能够形成极大的影响的。不过，最震撼人心的，可能就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事件了，当时，我们是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我们手里的力量，是这样强，能够在那一片哀鸣中挽救那么多生命。”

“一直到二战开始，事情才逐渐有了转变。全世界仿佛都疯狂了。在国内，我从3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在想方设法认识各种人物，想要了解，并且影响事件的进程。当时，我是有些害怕的。我了解日本的工业实力，知道日本人的心态，更明白，对于那些西方的的科技和文化，日本有着远比当时的中国精深的研究。国家，民族，自由，资本主义，社会主义等等词汇，我们现在熟悉并且一直在使用的词汇，都是从日本的翻译方法里引入的。很难想象，当中国和西方之间永远隔着一个日本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。”

“战争爆发后，我就作为医生，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巡游。上海虽然仍然是我的基地，但我去过北平，去过东北，去过西安，去过延安和重庆，甚至去过缅甸。我很痛苦，因为医术能够救人，德鲁伊的能力也能够做一些事情，但是，哪怕我燃烧了自己，也无法改变那么多无辜的人被残酷屠戮的事实。”

“战争终于结束之后，这样的痛苦让我做出了一个决定。当时，德鲁伊议会议长提议，我们组织一个团队，进入战后的日本，去研究一下怎么消除核辐射的影响。而我，拒绝了。每个德鲁伊都有自己的国籍，但大家对于自然的爱护和信仰是一致的。说起来，核弹的确是破坏了自然结构的极为恐怖的武器，当时对这样一个体系几乎一无所知的我们，都想要得到一些资料，来了解这样一种东西对于自然界的伤害到底到了个什么程度。但是，不是日本。日本应该付出代价，哪怕到了今天我还是这样想，也还是这样说。我提议到美国试验核武器的地点，到内华达州，到比基尼岛等地去调查。但议长执意要组织队伍去日本。因为我是行动处的负责人，而拒绝帮助日本是我的个人理由，当时我就开始隐居，回避了此事。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修行了几年之后重新出来，我才得到一个消息：进入日本的9名德鲁伊，下落不明。再也没有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