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惯例，骨髓捐献者和患者在骨髓移植的一年内不准见面，主要是为了保护捐献者，因为骨髓移植手术成功率不足百分之七十五，万一失败了，有的患者家属就会追到捐献者那里去，要求再次捐献，再次骨髓移植的意义并不大，这样，就会给捐献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虽然高致远捐献的是干细胞，也应该遵守这个规定呀，难道骨髓库的工作人员没有告知高致远吗？不行，我得问问他，想到这里，舒曼对高致远说：“高先生，请到我们办公室来一下，我有事情要问你。”

高致远听了微微一愣，然后点了点头，顺从地跟舒曼来到医生办公室。

舒曼给高致远让了坐，又给他倒了一杯她经常喝的安溪铁观音，高致远客气的道了谢。舒曼这才向他询问起刚才心中的疑问。

高致远说：“这不怨骨髓库的工作人员，是在我再三的请求下，工作人员才向我介绍了接受者的一些情况，说是一个贫困的单身母亲，从一个偏远的县医院进行了很多次的化疗，没有任何效果，这次来省城做干细胞移植，手术费用大多是从亲戚们那里借来的。我很同情她们，就告诉工作人员，我可以再给这孩子捐一部分款，而且她们来这里治病这段时间，我可以负责免费接送。工作人员又再三问我，不怕事后被纠缠吗？我说我不怕，就是真心想帮助这对苦命的母女。工作人员说这是好人好事，值得提倡，就向骨髓库的领导做了汇报，领导破例把何桂芬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我，还说要找电视台、报社采访我。我说采访就免了，非要采访我就不捐献了，结果骨髓库的领导这才作罢。我联系上何桂芬之后，就到她们当地的医院把她们了接过来，事情大体就是这样子的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，高先生，你可真是个好人啊，现在象你这样的好人真是太少了。”舒曼由衷地感叹道，高致远的形象瞬间在她心目中高大起来。

高致远谦虚地说：“我倒不是非要成为别人眼中的好人，就是想弥补自己心中的一个遗憾罢了。”

舒曼没有再问他有什么遗憾，毕竟初次见面，不能问的太多。她拿出一本患者家属登记簿，煞有介事地说：“高先生，请你登记一下吧，我看欢欢妈被孩子的病折磨得颠三倒四的，不如这样吧，欢欢有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