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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“下一回”了。

她坐下，收拾心情，将所有程序与细节在脑中过了一遍。的确，正如唐竞所说，这案子明面上的事情都是她坐的，这个主辩，只有她最适合。

羁押室的门打开，被告被法警带了出来，

法官宣布庭审开始，书记官朗读案由，法官核实被告身份，检察官陈述起诉要旨，再到被告方答辩状，每一个环节进行下来，旁听席上都有嗡嗡声起，直到沸沸扬扬，总要一阵法槌才勉强压制下去。与其说是听审，更像是菜市口看当街斩首的热闹。

而后进入法庭辩论，检察官一一举证，伪造文书，贩卖儿童，走私，通敌，十余箱书证，以及各路人证轮番上场。周子兮一一招架，与预想的一样，控方有直接书证，而她手上的大都只是间接证人。

说到营救抗日人士，有些死了，有些下落不明，真正的当事人能出来作证的只有一个陈佐鸣。

旁听席上开始有人认真议论，而检察官反驳道：“纵然属实，充其量也不过就是襄助友人，完全是私宜关系，难已认定是有功于抗战或有利于人民之行为。”

直至讲到协助转移盟军设在真如的电台，周子兮说：“自电台迁出真如，此后半年中一直就在毕勋路十七号的阁楼里，也就是被告的家中，直到……”她停了停，才继续说下去，“直到被告的汽车被炸，时年七岁的幼子死在那场爆炸中，疑为电台暴露，方才再次转移。”

与方才的喧闹不同，旁听席上反倒一阵肃静。被告席上的吴予培亦只是微微低头，避开旁人的目光。

检察官似乎也觉得异样，隔了片刻才开口驳斥，所说的亦不出乎于他们的意料之外：“关于被告曾协助抗战，根本无从证明其为绝对确凿，辩方所说均是推测想象，空言主张，不可采信。”

旁听席哗然，嘘声四起。

周子兮站起来道：“被告协助抗战，是有绝对确凿的证据的。”

“什么证据？”检察官与法官几乎同时发问。

“被告在战前已接受南京方面的秘密任命，”周子兮说得一字一句，“担任高三法院刑事庭法官，战时继续留任上海，甚至包括在必要时接受敌方指派的职位。”